西方学者是如何定义经济自由的？经济自由有何积极的意义？

1. 经济自由的定义

西方学者对经济自由的定义有三种基本看法。第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把经济自由看作建立在经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不少学者认为，这种制度设计与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私有制相联系，是进行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佳途径，可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有助于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第二种是把经济自由通过可以观测的行为指标呈现出来，视之为对个人经济活动权利的确认，即个人对自身经济活动行为的自主性和支配权，体现个人在市场上进行选择的一种能力，其目的是保护私有产权。

这种观点认为，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实际上会剥夺个人经济活动的权利。这种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其实质就是指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就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布坎南就指出，如果市场中的个人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在职业、投资、销售或购买、建立企业等方面自我决定、自由选择，这个人就享有经济自由。

目前国外学界多用经济自由度作为衡量经济自由的指标，且这一方法在国内学术界也被广泛采用。第三种是把经济自由理解为与政治自由相匹配的整体性自由。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经济自由不仅关涉到经济制度，还涉及到人们对选择政府、立法过程以及对行政控制的参与，即与经济自由相匹配的政治制度。

从这一意义上讲，与经济自由相匹配的政治自由被赋予了一种积极自由的概念。政治自由是从具有整体性的群体利益出发形成的概念，强调从市场制度中个人自由的经济行为规定上升到与之相适应的人们自由选择政府的行动而构成的政治控制制度或立法形式。政治自由基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经济分析方法，强调以政治公平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从而形成一种建立在自由经济制度之上的政治制度。

2. 经济自由的积极意义

西方思想史上许多学者都认为经济德性在于经济自由，唯有自由才能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实现经济领域的公正交易和效益最大化。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又可以划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保守派以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为代表，激进派以凯恩斯为代表。保守派和激进派虽然具体观点不同，但他们都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分析问题的，区别只在于在市场化的程度、政府具体职能的定位等方面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

哈耶克认为，在自由的经济制度下，即使最不利者的实际生活处境也比非自由经济条件下要好。因此，自由不仅“构成了我们理解经济生活的基础，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大多数真正的社会现象奠定了一个基础”。他坚决反对政府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他认为政府干预市场侵犯了经济主体的自由权利，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容易滋生权力寻租、集权政治和腐败问题。哈耶克强调法治，明晰个人财产权和国家对个人产权的司法保护。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学说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他们仅仅把经济自由理解为免于强制的自由，他们对于经济平等和正义的看法显然有失偏颇。阿马蒂亚·森也拥护自由市场机制，他强调自由在市场中的中心价值。他认为，哈耶克把自由衍生的重要性与自由自身的重要性区分开来，即把自由的工具性价值和其建构性价值区分开来，是完全正确的。

阿马蒂亚·森指出，传统理论只从效率出发考虑市场机制的意义，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市场的有效性在于，它不仅会产生好的结果，还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具有重要意义，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

3. 经济自由的负面效应与市场失灵的克服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著作对经济自由的负面效用进行了专门讲述。有的观点还认为，市场不能在全部生产领域配置资源。美国《现代经济词典》中指出：“美国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然而，美国仍有许多不受市场指导的活动，如许多农产品的产量，就是由政府规定的种植面积和所支持的价格决定的。”

即使在美国，也有许多由政府规定或支持，而不受市场指导的经济领域。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认为：“资本主义甚至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上也不简单地是一种交换体系；它始终也是一种雇佣体系。”他们认为与一般的市场经济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里，生产是根据工资—劳动关系进行的，资本主义企业具有特殊的私人目的，是资本拥有者及其代表控制劳动者的一种有效形式。

在罗尔斯看来，就是直接损害了他们的理性尊严和社会合作能力。用阿马蒂亚·森的话来说，就是严重剥夺了他们发挥自己“可行能力”的自由和享有值得珍视的生活的自由。总之，经济不平等的产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限度。阿马蒂亚·森指出，要“批判性的检视”市场的作用，他认为市场的价格机制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失效。阿马蒂亚·森研究的重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不利者面临的不平等问题。

他强调以政府的公共行动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政府要在可行能力的范围内处理不均等问题，为贫困人口提供物质帮助，通过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男女平等政策、义务教育等，扩展和提高个人的实际自由或能力。新古典综合派运用宏观经济学开出的药方，指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能够弥补自由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充分就业。

目前西方学者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用语常见的有“意识形态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危机”、“市场至上主义危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等等。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

波兰尼关注的中心是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他把市场自由主义看作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波兰尼指出，自由主义一直标榜的经济自由一直没有得到实现，其实践却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使穷人的贫困日益增长，破坏了社会有机体的完整。波兰尼强调，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市场资本主义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的毁灭，它具有发展为民主社会的趋势。

他认为经济应当从属于社会关系，人的经济性必须服从于社会的整体性与人性的非经济性，才能得到真实的个体自由。波兰尼提出“市场—社会—国家”模型，作为问题的解决之道。他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和社会来阻止自由市场经济的毁灭，维护个体的自由。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市场的无限扩张对人性的侵蚀，解决之道就是重建社会共同体，实现人的社会性本质，即真正的自由。

实际上，波兰尼反对的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社会。可以说，波兰尼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框架，他认为“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在他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竞争和效率在经济领域中仍然发生作用，逐利的法则不超出于经济领域，市场嵌入于社会之中，劳动力、货币和土地的价格在市场之外被决定。

波兰尼允许市场的存在，反对自由主义者对强制和权力的摒弃，把国家权力视为维系市场的中介、保护社会和实现自由的保障。波兰尼把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强调同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公民权利、社会公平和正义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赋予经济活动以坚实的社会与道德基础。

他试图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社会的增长点，使市场经济建立在以公民社会权利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从而区别于自由主义宣扬的那种抽象的自由、平等与人权的观念。上述学者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理解不仅存在着理论观点上的分歧，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也存在着重大差异。

以波兰尼为代表的学者基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原则，认为经济行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化与制度化的过程，他们强调社会制度与群体规范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制约。哈耶克等学者则主张从个体理性出发，认为市场经济应当服从并服务于个体的经济理性。论战双方都固守自己的理论边界，对市场经济加以简单化、片面化和碎片化的理解，这种对人类总体性行为的切割和肢解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市场经济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