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张溥传(文以载道丨“抄”出来的大学问家：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作者：木光
导读
回老家避暑，七岁的小侄女拿了一本包装精美的暑假作业来找我问问题，不禁让我想起自己读小学时的情形。
我读小学时，每年的寒暑假也有作业，但却不像如今一样是一本已经印刷好的习题书，而是要自己去抄一本书。比如语文课所抄的，就是语文课本。
我跟小侄女说起我小时候抄一本课本的事情，她觉得不可思议。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呀。
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如今我们连写字都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抄书了。但略微了解一下古人治学的方法，便可知抄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举一个典型的代表，明代大学者张溥，他的学问就是从抄书中得来的。
《明史·张溥传》载：“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伯父辅之，南京工部尚书。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
张溥的抄书，并不是机械式的复制，而是在抄的过程中学习。我们可以根据《明史》的记载推测出他抄书的整个过程。
在抄写之前，张溥必定先读过一遍，然后再抄；抄好之后，他再读一遍，这样就可以检查出自己是否抄错。如此循环数次，每一次读诵和抄写，都是对文章的温习与进一步深化。
张溥的抄书，就像是把文字篆刻进心里一般。如此用力，他不仅对文章的文字内容烂熟于心，而且对文章的微言大义也能深有体会。所谓“七录”，其实就是一种反复学习、不断加深印象的学习模式。
当然，古代还有一类专门以抄书为职业的人，但他们并未成为大学问家，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稍加考察便可发现，职业的抄书人，他们抄书是以获得经济报酬为目的的，故而其动机本身便不在学问。
而抄书人的报酬，往往与抄的字数、卷数成正比，于是有些人就经常减省文字的笔画，删掉一些他自认为无关紧要的文字等。这样一来，他们的抄书，抄的就仅仅只是物质性的书。
而一本书的价值，其实不在于它的文字，而在于文字所蕴含的道理。职业的抄书人把文字作为谋生的工具，自然也就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了。
显而易见，同为抄书，用心之人，抄书可以明道，成为一代学问大家；敷衍应付之人，抄书仅为果腹，既然无所用心，自然离道日远。
学者与抄手都不可谓不勤奋，最后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用心与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