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是元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学家，他学问广博著作颇丰。其的著作大多是许衡讲课或者研习的心得体会，这是我们考察许衡“四书学”思想的主要文献依据。但是这些著述大多是后人整理所得，取舍的随意性较大，历代流传的版本在编排和内容上不大相同，甚至多有讹误。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下，本文对许衡的著述流传进行简单的梳理。许衡生活年代跨越了金、蒙古、南宋和元不同的历史时代，也经历了南北政治、文化的对峙。

许衡在受学之初，所接受是北方原有的儒学，并且因此成为硕学大儒。在接触四书学之后，许衡果断放弃了原先学术转向四书学，并乐此不疲，为四书学在北方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许衡“四书学”著述的流传

许衡的一生沉沉浮浮经历曲折，学术涉猎甚多，其学术志趣也多有变化，但是其著述主要以“四书学”为主。许衡的著述是十分驳杂的，涉及哲学、医学、文学、天文学等多个方面。我们大体上归类一下，许衡前期著作以易学、卜筮之术以及奏对为主，主要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研习之成果，如《读易私言》《揲蓍说》。

后期则以研究“四书学”为主，间杂着若干政论性的疏对奏议。其中《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稽千古文》、《编年歌括》等是许衡六十余岁时执掌国子监为教学而作的，是许衡比较成熟的思想集合，是其四书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总体来说在许衡生前，他的大多著作大体上是以单行本或者口头传授的形式流传于世。

许衡第一部著作合集是由元代的苏来牧整理的。大德九年（1305）十月，也就是许衡逝世二十五年之后，其著作《大学撮要》经苏来牧整理刊印。杨学文为《大学撮要》作序，杨学文对许衡学术人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许衡是“天生伟杰之才”，他的思想“金声玉振”发人深省，在许衡的众多作品中，对《时务五事》评价很高。

他认为许衡思想学说，言中有物注目现实，是“天下公器”必定有补于世道。关于《大学撮要》这本书的具体的内容结构，根据杨学文所作“序”的内容推测来看，至少包括《时务五事》和许衡关于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思想。由苏来牧整理、杨学文作序的《大学撮要》是许衡众多著述中有据可查的第一部合集。

除此之外在元代，许衡应该还有其他著述流传于世。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欧阳玄为许衡撰写《许衡神道碑》记载，许衡的著作有《鲁斋集》及《中庸语意》，门人记载《语录》行于世。元代学者苏天爵亦云：“幸有遗书六卷者在，犹得见其仿佛焉。不然，百世之下，先生之学，何自而见也？”

可见苏天爵认为元代时幸好还存有许衡“遗书六卷”，来展现许衡之学，还感叹若是没有此书，许衡之学将无处可寻。明代成化版《许鲁斋集·序》中说道：“先生（许衡）有遗书六卷梓传于世，其版在陕西学宫。”从这里可以推断，许衡的“遗书六卷”在元代就已经付梓刊印。

但是陕西学宫版的“遗书六卷”与苏天爵所言“遗书六卷”是否同一，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元代有多种版本的著述文集流传，大体上有六卷的规模，除此还有如《中庸语意》、《语录》这样的单行本并行于世。

明清时代的许衡合集在内容上进行了扩充，许衡的其他作品经过后人的挖掘整理，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时许衡的著述规模上大大超出了元代时许衡“遗书六卷”的范围，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著述合集，许衡的著作现在较为流行的版本，是《四库全书》版的《鲁斋遗书》和乾隆五十五年版的《许文正公遗书》。

二者体例相近内容翔实、互为补充，是研究许衡生平和思想活动的重要资料。通过对上表，许衡著述的版本流传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推断出发现如下三点：第一许衡的著述集的收录工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一开始只有《大学》和政治类的著作，而《语录》、《鲁斋心法》等著述逐渐被发掘出来，充实到许衡的著述之中。

应元忠和萧鸣凤在编纂《鲁斋遗书》时，“续得《心法》并《大学中庸直解》，俱以次增入”。第二从收录内容上来看，许衡的著述虽然驳杂，但是仍以“四书学”类的著述为主，其中许衡关于《大学》、《中庸》的解读占了很大的比重。如万历二十四年版以翔实著称的《鲁斋遗书》分为十四卷，而关于许衡“四书学”的著作就有四卷之多。

其中与《大学》、《中庸》相关的著述就有三卷，《大学》、《中庸》在许衡“四书学”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第三许衡著述的保存、挖掘以及传承的工作主要是由许衡后人和家乡后学参与完成的。

时任怀化知府的倪颙在《许鲁斋集·序》中指出，当他继任之后，立即拜谒许衡祠，并且访求收集许衡遗书，“先生六世孙出示是书写本（指遗书六卷）。”而《鲁斋心法》也是由时任怀庆知府的韩士奇从许氏子孙手中得到的。

许衡五部著述合集所有的编撰者，或者是许衡后人，如郝玉卿为许衡的七世孙婿。或者是许衡的家乡后学，如韩俊等。或者任职怀化，如韩士奇、倪颙、江学诗等。可以说这三类人为保存、发展和延续许衡的四书学著述和思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四书”之中尤重《大学》《中庸》

在许衡“四书学”著作中，《大学》、《中庸》具有重要的地位，许衡主要通过对这两部经典的解读来阐发自己的义理。许衡关于《大学》的著述有：《大学要旨》、《大学直解》、《大学要略直说》、《大学诗解》（佚）、《论明明德》等；关于《中庸》的著述有：《中庸直解》、《中庸说》（佚）等。而关于《论语》、《孟子》的著述就很少了。

这就凸显了许衡着重《大学》《中庸》的学术倾向。许衡的“四书学”思想体系，将小学、大学融为一体，视小学为大学之基，许衡十分推崇朱熹所作的《小学》，曾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许衡认为小学的纲目在于立教、明伦、敬身，所以他也秉承朱熹的观点，将小学、大学视为一体，把小学融入到四书学的学术体系之中。

从而建立起为学求道的次序。他认为小学和大学有所“分”，一是所教内容不同，二是所教之人不同。同时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小学是大学进德之基，是“自下至上之道”，大学是小学之成，是“自上临下之道”。小学、大学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只是为学层次上的差别。

正因如此许衡极为重视小学的作用，将小学、大学联系在一起，二者“只是一个事”。所以许衡关于小学的著作也是其四书学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大学》思想密不可分。由此可见《小学大义》也是许衡四书学体系中的重要著述，是其教育思想和理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大学》、《中庸》中有着丰富的心性修养理论，是儒家“性与天道”思想的重要依托。唐宋以来的儒者，特别是宋代理学家十分重视挖掘《大学》、《中庸》的心性价值。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在其四书学体系中，将《大学》、《中庸》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对《大学》、《中庸》的思想进行了详尽论述，并对旧本《大学》、《中庸》作了多处修改，在编纂《四书章句集注》的过程中，朱熹对《大学》、《中庸》的文本经历了多次“或添或减”的修改，不敢有所定论，甚至有“今日之忧”的困扰。

《大学》、《中庸》有着丰富而又系统的心性理论，给予了朱熹更多的发挥空间，而《论语》《孟子》“随事答问，难见要领”，所以朱熹对《大学》、《中庸》孜孜不倦地探索，所费功夫甚多。许衡重视《大学》、《中庸》的学术倾向与朱熹一脉相承。

具体体现在：第一许衡的“四书类”著述与《大学》《中庸》为主。正如我们前面所讲，许衡留存于世的著作，与《大学》、《中庸》相关者就有三、四种，涉及《孟子》、《论语》的著作就比较鲜见。第二许衡主要以《大学》、《中庸》为理论依据，借助其来阐发自己的四书学思想。

重视《大学》、《中庸》是许衡四书学的重要学术特色，是许衡有别于元代其他学人的重要区分点。第三在教学实践上，许衡也极为重视《大学》、《中庸》的传授。许衡的大部分著述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而《大学》、《中庸》则是其传授生徒的基本内容和重中之重。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许衡、刘因和吴澄在“为学次序”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许衡对于《大学》、《中庸》的重视。程朱以来的理学家们都十分重视为学次序问题，主张“初学当须知缓急”，应当根据难易远近的不同，循序渐进“不可乱也”。

包括朱熹在内的理学家们普遍认为，应该“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然后及乎《六经》。”这就形成了先《四书》而后《六经》的为学大方向。许衡、刘因和吴澄作为元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对待这个问题上却又有着不同的观点。许衡与吴澄固守护程朱门户，而刘因却与二人大相径庭。

刘因一反程朱以来的“为学次序”，坚守北方训诂学的传统，认为为学之道应当从《六经》开始，而“四书”则是为学之终。另一方面，许衡和吴澄虽然都坚持为学以“四书”为先，但是在四书的为学次序上，又各有侧重。许衡将《大学》《中庸》置于先手的位置，认为“它书，不治亦可”。

吴澄著有《学基》、《学统》等书，他认为“有志于学者，循此而学之，庶乎其不差矣。”在《学统》中吴澄列出了基本书目，分为本言（基本书目）、干言（次基本书目）、支言（一般了解书目）、末言（泛读书目）等。将“四书”列入本言，作为学生的必读书目，与“经”相同，体现了吴澄重视“四书”的观念。

与许衡重视《中庸》、《大学》不同的是，吴澄尤其重视《论语》、《孟子》。如吴澄所著《学基》从四书五经和先儒的言行中选取 40 则格言，其中《论语》《孟子》各占五条，《中庸》占一条，《大学》却无一条入选。其对《论语》《孟子》的重视于此可见。

三、总结

作为元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四书学大家，许衡的四书学思想既有对北宋以来四书学，特别是朱子四书学的继承和延续，也有在时代背景下结合实践的创新和发展。

许衡阅历丰富在从政、办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许衡将其中的所得和感悟付诸笔端，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另外通过上文与刘因和吴澄的对比，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许衡对于《大学》、《中庸》的推重。《大学》、《中庸》作为许衡阐述四书学思想的重要典籍，在许衡四书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