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盛治有多可怕(《朋党论》：秀而不实的仁宗盛治)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朋党论》
在历史上，宋仁宗以恭己无为、宽仁明圣而闻名，后世人称他“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在他的治理下，大宋缔造了一个号称能与汉唐盛世相媲美的“仁宗盛治”。然而，通过欧阳修这篇《朋党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外表开明繁华、实则危机四伏的大宋江山。
一、初现端倪：郭皇后废立之争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古今中外，或因为利益、或因为理念，派系斗争简直无孔不入，不同集团的人互相倾轧，严重时还会置人于死地，东汉的党锢之祸、中唐的牛李党争莫不如是。宋朝也不例外，早在大宋建国之初，著名诗人王禹偁就写过一篇《朋党论》，提出了“君子之党”“小人之党”的观点。
王禹偁生活在宋初，那会儿天下未安，烽烟未平，在外敌环伺的情况下，内部的派系斗争还不够明显、不够激烈，但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大宋朝承平日久，看上去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但朝堂之上的内部矛盾日趋严重。
公元1023年，13岁的仁宗初登大宝，刘太后临朝称制，暂摄朝政，17岁的欧阳修也开始了他的科举之路，但他一直考到24岁，才经晏殊录取，考中了进士及第，开始步入官场，先后结识了梅尧臣、尹洙等挚交好友，并与比他大了18岁的范仲淹成为了忘年之交。
公元1033年，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失去了刘太后的庇护，心性善妒的郭皇后误伤仁宗，仁宗生出了废掉郭皇后的心思。宰相吕夷简与郭皇后有嫌隙，于是迎合圣意，力主废后，但范仲淹认为于礼不合，大力反对，最终在仁宗的授意下，范仲淹被贬出京。
二、冲突升级：吕范党争
公元1036年，离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已过了三年，范仲淹权知开封府，对宰相吕夷简多年来把持朝政、任人唯私的行为大为不满，于是将所有由吕夷简培植的官员绘制成一张《百官图》，呈递到仁宗皇帝面前。因郭皇后废立之事，吕夷简与范仲淹本就是宿敌，于是毫不犹豫地强势反击，给范仲淹安了一个“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的罪名。
范吕之争达到白热化状态，朝中大臣也纷纷站队表态，最终倒范派力挫挺范派，范仲淹、余靖、尹洙、蔡襄等人皆遭贬谪。按理说，此时担任谏官的高若讷应该站出来秉公处事，为范仲淹仗义执言，但他反而落井下石，跟吕夷简站到了一起，成了倒范派的先锋，诋毁范仲淹。
欧阳修闻之大怒，于是写下了《与高司谏书》，怒斥高若讷丑陋卑劣、落井下石的行径。高若讷也不甘示弱，直接把这封《与高司谏书》递到仁宗面前，导致欧阳修一并被贬出京，去夷陵当了一个小县令。
随后，侍御史韩渎见吕夷简势大，于是曲意逢迎，将与范仲淹志同道合的一批大臣一一列出，并上奏仁宗，请求在朝廷上张榜公示，以儆效尤。这便是仁宗朝最激烈的一次党争：吕范之争。
三、朋党之议：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吕范之争第一回合吕党胜出，但吕夷简很快也被免职，于是范党又活跃起来，开始为范仲淹辩驳，朝堂内外，朋党之议此起彼伏，仁宗不得已，下令禁止百官拉朋结党。
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仁宗委以重任，官拜参知政事，开始实施主持新政，开始主持庆历新政，欧阳修也已经在这之前被召回汴京。此时，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新政的人，大肆攻讦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拉帮结派、勾朋结党，欧阳修愤笔直书，写下一篇《朋党论》呈至仁宗皇帝御前，一吐胸中块垒。
在《朋党论》中，欧阳修提出，朋党的形成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朋党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朋党由什么样的人组成，这就涉及到“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的问题，言下之意，范仲淹、韩琦、富弼以及自己这一批人，是“君子之党”，而吕夷简、高若讷、夏竦等人则是“小人之党”。
《朋党论》文章开篇不凡，气势如虹，通篇对比，穿插着排比，可谓古文中的名篇，后世都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唐宋古文中“具有战斗锋芒的名作”。然而这篇文章真的能打消仁宗皇帝的疑虑吗？显然不能。
首先，“退小人之伪朋，进君子之真朋”立议其实就不成立，何为君子？何为小人？一旦朋党形成，不可避免就会因为阵营问题而不辨是非。就拿吕夷简、高若讷、夏竦来说，他们真的是无恶不作的小人吗？后世宋理宗评昭勋阁二十四功臣，吕夷简位列其中，被许多人视为北宋名相之一。可见，范党与吕党之争，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分歧，而非人品高下之别。
但朋党中的人不会这么认为，他们会觉得，只要是同一个派系的，那就是君子，是伟人，而不是一个派系的，那就是小人，是敌人，这便是阵营站队问题大于是非对错的朋党政治，给看上去太平无事的大宋江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四、百年无事？危机四伏的大宋江山
两宋三百余年，在位时间以仁宗42年居首，仁宗在位期间，特别是亲政以后，广施仁政，谦恭俭朴，虚心纳谏，确实称得上是有道明君，但此时的大宋朝实际已经危机四伏。
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在变法前夕，曾写过一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里面详解了大宋朝的危机：
因循守旧，不懂革故鼎新；皇帝虽仁，但太过软弱；朝廷用人不当，奸人当权；人才选拔方法不科学、吏治腐败，监察机构不作为；歪理邪说充斥朝堂内外，恶人当道，好人遭殃；苛捐杂税繁多，国家虽富，农民实苦；军队战斗力低下，各地治安部队鱼龙混杂；皇室宗亲疏于管教，遗害于民，财政混乱。
王安石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仁宗一朝，经济与文化空前繁盛，但大宋灭亡的隐患也已经埋下。王安石总结了很多，而我个人认为主要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点：党争隐患与武备松弛。
大宋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因此对文官特别宽容，仁宗一朝，吕范党争持续了十多年，但双方除了升迁与贬谪，连下狱的人都没有，表面看起来是仁宗宽大为怀，实则是纵容了党争的加剧：既然怎么争都没事，那为什么不争得更激烈一点？于是，到了神宗时期，北宋的党争开始白热化，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了拉锯战，导致国事废靡，民不聊生。
而武备松弛更是一个致命的隐患，自澶渊之盟以后，宋辽罢兵，大宋朝禁军中的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仁宗朝又与西夏议和，此后更是边境无战事，武将在朝廷的地位每况愈下，文官冗官，兵员虽多，但大都吃空饷、少训练，战斗力极其低下，导致了后来面对金军不堪一击的局面。
五、结语
有人称仁宗盛治“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这固然是夸大之语，但仁宗在位期间大宋朝确实是河清海晏，是历史上难得的太平盛世，但这个盛世没有足够强硬的君主、足够合理的制度、足够的国防力量支撑，于是只能富而不强、秀而不实。事实上，仁宗去世后，仅仅六十余年，金兵铁骑就踏破了汴京城门，爆发了靖康之耻，这样的结局，在歌舞升平的仁宗一朝，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参考文献：
《宋史》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从三篇朋党论看北宋党争》
《全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