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中国的第一个“公知”，也是挽救中国第一功臣
1879年，清廷钦差大臣郭嵩焘的座船抵达家乡长沙的码头。迎接他的并不是热烈的欢迎仪式，而是一纸冰冷的指令：不允许船只在长沙停留，更不允许任何人下船！交涉持续了两个小时，来人始终不让步。郭嵩焘大为光火，最后强硬表态，终于得以下船。这位湘军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家乡竟受到如此羞辱，并非没有缘由。郭嵩焘早已不容于当时的成见，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知”。
这位“公知”的履历辉煌。世人都知道湘军的主要创始人是曾国藩。实际上，湘军的创立与郭嵩焘关系极大。当年曾国藩因母亲病故丁忧在湘乡（今属双峰）老家。太平天国兴起，咸丰皇帝命令十几位请假或退休的大臣在家乡办“团练”，即组织民兵武装。曾国藩服膺儒教，重视孝道，对于皇帝的命令，一开始他是拒绝的。
郭嵩焘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多次拜访曾国藩，劝其应召出山。两人是岳麓书院的同学，交情莫逆。郭嵩焘的游说显然是有些分量的。最后，郭嵩焘请出了曾国藩的父亲，解决了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曾国藩着手组建湘军，郭嵩焘自然也成为了湘军的创始人之一。
湘军终于攻克天京，太平天国如灰飞烟灭。湘军一众高层飞黄腾达，“天下督抚，半出湘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沉寂了几千年的湖南人开始进入高光时刻。郭嵩焘也担任过广东巡抚等官职，不过固执、耿直的湖南“骡子”性格，使他无法与官长融洽相处，在官场上迍邅不前。但郭嵩焘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这缘于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
1875年，英国通译马嘉里在云南遇害。先前，英国政府与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要派一个考察队从缅甸进入云南。清朝官员根本不想惹这麻烦，直接拒绝：你们别来！云南地处边境，非常危险！可架不住清廷实在没有地位，英国根本不放在眼里。在没有获得准许的前提下，英国还是派队伍进入云南。不光只是进入，而且还穷凶极恶、肆意杀人。当地边民实在忍无可忍。在奋起反抗中，通译马嘉里命丧云南。
英廷震怒，清政府战战兢兢。经过一年的扯皮谈判，清朝屈服，同意派专人前往伦敦致歉。谁去呢？谁都不愿意去！这时决策层的高官想起了郭嵩焘。郭嵩焘曾上书建议：处理马嘉里事件，关键在于调查云南巡抚有无失职，而不是驳回英国人的抗议。此言一出，不出所料地引起了众怒。帝国的高层说，你郭嵩焘既然这么积极，那就去英国赔礼道歉吧！
尽管郭嵩焘并不愿意，但他还是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驻外大使。这之前郭嵩焘对西洋文明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在参与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役过程中，早已接触过洋人洋器。回到湖南之后郭嵩焘曾高调支持改革，与洋人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当然与俗见相龃龉，长沙仕林公然称郭嵩焘为“湖南之耻”。有一天，郭嵩焘在学堂授课，讲解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突然课堂之中一阵骚乱，郭嵩焘在一个学生手中缴获了一幅对联：“万物皆备孟夫子，一窍不通郭先生。”郭嵩焘被气得脸色铁青。
现在郭嵩焘接受驻英公使之职的消息传回湖南，家乡人民更是愤慨异常，奉送新鲜出炉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简直将郭嵩焘比拟为尧舜时期的“四凶”。家乡人也确实称郭嵩焘为扰乱湘湖的“四鬼”之首。而在长沙参加科举考试的湘湖学子，竟然气愤到放火焚烧郭嵩焘的住宅。
重重压力之下，郭嵩焘踏上了英伦三岛。在先进的工业文明与家乡人的暴行两相冲击之下，郭嵩焘的表现彻底“公知”化。郭嵩焘四处参观学习，惊艳于英国的发达。他惭愧于国人的愚昩，依据是一位英国旅行者的笔记。在笔记中，这位英国人记载，四川三分之一的可耕地都种植了鸦片。野鸦因食用了鸦片昏睡，变得可随意捡拾，被四川人做成了一道川菜：鸦片野鸦。不管别人信不信，郭嵩焘信了。
这时的英国自诩文明，发动鸦片战争三十余年之后，在英国国内成立了“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该协会负责人对郭嵩焘说，中国不只无力禁止鸦片，也不想禁止鸦片。这种无稽之谈，郭嵩焘又信了。并且进一步反思：英国人都关注中国的鸦片问题，而“国人”却无动于衷！可见“洋人实无害中国之心！”并且郭嵩焘天真地相信，洋人将“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总之，洋人是好的，有问题的是我们自己。
至于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租界......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公知”郭嵩焘认为，不管承不承认，中国受惠于与外国通商两千多年。现在清朝试图阻止全球通商，种种洋人所加的不平等，都是“自食其果”。这种论调是不是有些熟悉？郭嵩焘可谓公知之祖。
郭嵩焘这种崇洋思想，惹来了无数麻烦。更麻烦的是郭嵩焘还写日记。正经人谁会写日记？何况郭嵩焘还将日记寄回北京，与朝廷的同僚分享。郭嵩焘的日记中，推崇洋器洋物，主张铺设电报线路、电线、开矿，这与当时清廷的政策背道而驰。更有甚者，郭嵩焘认为英国的制度还要优于天朝的制度。触及国本，自然引起了强烈反弹。北京销毁了郭嵩焘日记的雕版。郭嵩焘也只能黯然归国。北京自然是不能呆，只能返回故乡湖南。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郭嵩焘完全没有想到家乡人们会如此羞辱自己。联想到以前住宅被烧，身为湖南湘阴人的郭嵩焘竟视湖南人为中国所有弊病的集大成者：“用其鼠目寸光，溪壑褊小之心，而傲然自以为忠孝，慢上无礼，不以为耻。”这反而激发了郭嵩焘重振湖南往日荣光的决心。
具体怎么做呢？郭嵩焘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引进西学。他主张改革应自下而上，一方面改革教育，另一方面让德高望重的士绅投入政治活动和道德活动。郭嵩焘在长沙创办了湘水讲经堂和思贤讲舍，把西方学校的精神带到湖南：“稍使之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心。”一反当时学人注重于心性之学，郭嵩焘提倡经世致用，“凡为士者，以致用也。”
即便如此，郭嵩焘对湖南人还是没有信心。他非常悲观，认为以当时湖南的人心风俗，要经过三百年才有振兴的希望：“要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成。”
尽管屡屡发出典型公知言论，郭嵩焘毕竟在湖南开风气之先。后来，梁启超说，“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士实导其先。”在郭嵩焘的影响之下，湖南英才涌现。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等湖湘名士，成为维新变法、民主革命乃至缔造新中国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公知”郭嵩焘，也是挽救中国的第一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