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实行的三大积极政策推动了汉朝的长治久安
汉初实行的定都关中，和亲匈奴，强本弱末三项政策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定都关中促使西汉实行积极的内制外拓政策，即和亲匈奴和强本弱末策；和亲匈奴和强本弱末政策又互为表里，为巩固关中本位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三项政策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汉朝长治久安的发展。
一、定都关中促使西汉实行积极的内制外拓政策
秦汉时期最大的外患，当属北方的匈奴。秦始皇竭全国之力，只能阻挡匈奴不再南下侵扰，并没有将其彻底击溃。汉高祖曾将项羽逼迫于乌江自刎，武功赫赫，但却不敌冒顿单于，几乎全军覆没，匈奴的实力可见一斑。
秦末时期，趁着中原混乱之际，匈奴一度征服河套地区，逼近秦的北边防线。到汉朝初年，据刘敬和亲归来所言，匈奴的白羊、楼烦王距离秦中仅七百余里，轻骑一日夜便可到达，更是可以看出那时的匈奴离关中是多么的近，这短短的路程再加上匈奴的骑兵，对于长安是巨大的威胁。
汉高祖经历过“白登之围”，亲身体会过匈奴实力的强大，但对于如此近距离的威胁，刘邦并没有感到恐慌，更没有因为想要躲避这一外患而迁都，只是筹划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
对于匈奴的威胁，刘敬当时想出两个应对的办法，一个是暂时对匈奴和亲，另一个是徙各地豪民以实关中。这两个办法都被刘邦采纳并实践。对匈奴的和亲办法，是受匈奴威胁之后的妥协政策，这个办法使汉匈之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暂时稳定了北边的局势，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刘敬另一个徙豪民以实关中的办法也卓有成效。汉高祖建都长安，正直亡秦之弊，楚汉战争之后，关中人民流离失所，许多人都迁徙到其他地方，所以高祖时关中的人口急剧减少，史载：“高帝南过曲逆……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
曲逆在北方，距离楚汉战争的战场甚远，户口已减少了六分之五，由此便可推想关中的情形。迁豪实关中，就使关中人口的空虚得到补充，增强了首都的防御力量。
和亲和迁豪实关中虽是两个办法，其实是一个办法的两面，从汉朝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共同应对匈奴的威胁，外部暂时妥协以求和平，内部则抓紧时间发展壮大。因此，从匈奴和亲到徙民关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皆是进取的，积极的，而不是退缩的，消极的。
东汉的定都亦可证明西汉定都关中的积极性。西汉末年，翼奉建议刘秀迁都洛阳时说：“愿陛下徙都于成周，……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陛下共己亡为，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百岁之后，长为高宗”。
将翼奉劝都洛阳与刘敬劝都关中的话做对比，便可发现其中差异，刘敬建议多是利用山河形胜来抵御外敌和内制分裂，而翼奉的劝言则是尽量避免诸侯和羌胡的发难，以求万岁之长。对此，有不少学者都批评光武帝的做法，认为其缺乏远大抱负，一心只求安稳。
事实也确如此，自武帝以后西域诸国便内属于汉，到王莽时期，役属于匈奴，因不堪匈奴的重税，西域诸国“于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于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由此便确定了东汉政府对待西域的政策基调是放弃西域。
固然光武帝时正当国内大乱初平，国力未充，无暇致力于西域经营，但洛阳离西域太远，把经营西域的意志慢慢地消磨殆尽，可谓其更根本的原因。
史念海先生对此有过精辟总结，他认为国运和国都的选择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都城应该尽量靠近最大的敌人，才可时时保持警惕，居安思危，这样国家所作决策皆为积极进取的；如若居于经济中心，远离强敌，则会消磨其意志，很难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积极的内制外拓政策巩固了关中本位
汉朝巩固关中本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构筑山河关塞拱卫关中。二是迁豪创建陵县，环抱长安。《津关令》记载曰：“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扜〈扞〉关、郧关、函谷【关】、武关及诸河塞津关。”这些关、津、塞是汉代重要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拱卫关中的重要障塞。
结合史书记载，对这些关、津、塞的地理分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扜关，“巴郡鱼腹县之江关，在今重庆奉节东”，是由巴蜀进入江汉平原的交通要道。郧关，《汉书·地理志》曰：“长利。有郧关”，大致位于今湖北郧县东北部。
《史记·货殖列传》曰：“南阳西通武关、郧关，束南受汉、江、淮。”郧关是控制着汉中—南阳一线的重要关口。函谷关，“弘农，故秦函谷关”，大体位于今河南灵宝西南部。函谷关控制着由长安至关东地区的最重要的通道。
武关，“弘农郡商县之武关，商县在今陕西商州东，关在其东南。”武关是控制着关中—南阳一线的重要关口。胡三省注曰：“关，往来必由之要处；津，济度必由之要处。”津塞同样是关中建设的天然屏障。函谷关南接秦岭，北塞黄河，黄河是函谷关以北的天堑。
《史记》记载曰：“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故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因此，汉朝“因河为塞”，以黄河为主要屏障，修筑了从函谷关至黄河的“诸河塞津关”。
汉朝充分利用疆域东西之间的山河险阻，构筑了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及“诸河塞津关”扼守交通要道，这些关、津、塞凭借山河的天堑，拱卫着京畿关中。
西汉迁豪形成诸陵县，环抱长安，是巩固关中本位的重要条件。西汉诸陵县，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等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加上渭水以南的霸凌、杜陵等，构成环抱长安的阵势，起着拱卫京师的作用，同时也分担了长安的人口压力，有学者将其称为长安的“卫星城”。
在诸陵之外是三辅地区，三辅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位管理京师附近的行政长官，三辅地区指的是三位长官的管辖之区域，三辅地区是关中的核心区域。在三辅之外又有三河地区，即河东、河南、河内地区，是关中以外更大的地理圈层。
对于这种发展方式，辛德勇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秦汉两朝这种区别对待京师周围区域与其外围地带的地域政策，……是《禹贡》等上古典籍所记同心圈层式五服制度的具体施行和体现，即以京城长安为核心，其外环以三辅地区，三辅之外再周以关中地区，关中的外围便是关东地区。”
用“同心圈层”的说法来描述关中政治地理布局可谓鞭辟入里。汉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以长安为核心向四周扩展开来，形成长安——诸陵——三辅——三河的地域控制形势。
三、三大政策相辅相成促进汉朝的长期稳定发展
西汉定都关中，正是依托黄河流域的经济中心区和关中的区位优势来发展自身。黄河流域因其气候适宜、水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农业高度发展的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夏商周和秦国的持续经营，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积淀。
关中更是具有山川灵秀的良好生态环境和“内制诸侯，外御强敌”优越的地理环境，经过汉初几代帝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的恢复发展。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进入鼎盛时期，关中地区也牢固地确立了其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
隋唐长安城就是在汉代关中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外，如前文所述汉朝国都离当时最大的外患匈奴较近，因而实行一系列积极的对外政策，汉初实行的和亲政策一直沿用，汉武帝时期曾多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关中至西域的交通要道，史称“张骞凿空”。正是这些举措，在西汉就开启了中原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长安也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西汉为达到强本弱末目的而实行的一系列打击分封势力的政策，使宗法制对政治的影响逐渐减小，也开启了依据法律手段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时期。宗法制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和宗族合一，实际上也就是国家和社会不分，这就使国家权力分散于各方，宗族势力不断染指政治。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进行变法，废除宗法制，秦朝也不实行宗法制，实行郡县制，但由于宗法制对社会的影响极为深刻，在秦朝短暂的统治时期，并未对其造成深刻打击。但是，汉代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打击诸侯王的政策，逐步消除着宗法制的影响。
一方面强化了郡县制，另一方面催生了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郡县制和察举制成为宗法制对政治影响逐渐减小的制度载体。另外，汉朝在打击诸侯王时制定的法律，有效约束了地方权力，不再是汉初“非刘氏王之，天下共击之”的口头约定，所以对诸侯王的打击力度和效果都大大增强。
发于刘敬的和亲政策在实施中所订立的“和亲协定”对汉匈双方的约束作用也是不可估量。史籍中对“和亲政策”有许多记载，但订立大致条款不外乎五项：一是嫁汉朝公主与匈奴单于，这是和亲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和亲的基础原则。
而汉匈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三是是匈奴与汉朝划立边界，双方互不越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四是汉朝每年要给匈奴以岁奉，包括粮食、布匹、酒等各种中原物产，匈奴要遵守约定不再侵犯中原；
五是汉匈双方互通关市。史书记载的和亲条款大约如此。但随着时间推移，汉匈双方实力不断发生变化，两族关系也随之转变，和亲条款就会在此前的基础上做出调整，如汉武帝时期国力空前强大，就想在和亲协定中加入“以匈奴太子为质”的内容，遭到了匈奴的剧烈反对。
但总体来说，“和亲协定”使汉匈双方都得到了实惠，汉朝避免了大规模战争，匈奴得到了其需要的物品和财富；协定无论怎样发展变化，双方也都遵循刘敬最初“和亲协定”原则，在和亲期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四、总结
汉初由娄敬建议所实施的，定都关中、和亲匈奴、强干弱枝三项政策就如同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三角形”的稳定性使三项政策保证了汉初社会的稳定发展。
而由三项政策为顶点所支撑的三角形也具有更强的延展性，这一延展性不仅体现在地域面积上的开疆拓土，也体现在时间影响的深远持久性方面。这一特性使三大政策相互影响的同时又紧紧联结，共同作用于汉朝发展的这一合力之上，促进了汉朝的长期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