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毋宁死的意思(法国公民们开始宣誓：“不自由)
引言
国民议会的代表，同时也是全国各地的市政领袖，为平息在整个王国蔓延的暴力和无政府状态而苦不堪言。正如各省平民时常被巴黎的事件误导和迷惑一样，身居凡尔赛高位的爱国领袖也很难准确地知晓农村中实际发生了什么。“大恐慌”中，民众的恐惧从一开始就被和农民的叛乱联系在一起，这使许多民众倾向于认为整个国家都烽烟四起。
7月下旬至8月初，代表们就如何结束混乱的议题进行过大规模辩论，无论是通过压制还是绥靖政策，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都让不同立场的代表之间分歧日益扩大，导致爱国群体内部出现第一次主要的派系分化。最后，在8月4日晚，代表们投票达成一致，同意用调解的手段来实现国家和平。
而早在8月初，一些激进人士就已经开始讨论是否有可能减少或取消一些领主的特权和相应的义务。8月3日晚，由“布列塔尼俱乐部”，一个非正式的由各地自由派议员组成的小团体，和与之会面的布列塔尼代表团共同敲定了有关上述事宜的计划，并决定由一位自由派贵族作代表出席议会，公开提出放弃其本人的领主特权。与此同时，另外三名平60民代表将具体阐释领主体系之恶，并进一步呼吁废止领主特权。
在8月4日晚间议会的例会上，一切按此计划顺利进行。但出人意料的是，听了三名代表的呼吁后，整个议会－就像米拉波所说的那样－仿佛被“电动旋风”席卷：许多代表纷纷冲上前来提出对各种旧制度的不满。除所有的领主特权外，领主法庭、领主狩猎权、盐税和其他消费税、奢靡的办公场所、王室行政管理系统以及什一税等多方面的特权都被一一批判，并定为应当废除的糟粕。
同样重要的是，名目繁多的省级和市级特权也同时被废除，议员们认为今后一定会实现的愿景是：每一个法国公民享有同样的平等权利。这一场会议犹如旧制度的祭礼，所有参会人员－不管是激进分子还是保守派贵族、神职人员抑或平民，史无前例地感受到了团结。他们首先被恐惧驱使而来到了会场，进而被每一个个体的慷慨感动，同时深深地浸润在民族友好的感情当中。
到了凌晨两点，在这场盛会到达尾声时，16篇放弃和废止特权的文章在欢呼和掌声中被草拟出来。事实上，许多最具戏剧性的“压制”将会在此后长达一年多的过渡时期才逐渐显现。尽管代表们宣布“废除了封建主义”，但仍有一部分领主权利被视为“领主财产”，农民被要求以巨额代价换取自由。然而，当下的热情和灵感不可低估。记者普鲁多姆这样描述当时巴黎的情景：当八月法令第一次传播开来时，民众在各大街道和桥梁上聚集在一起，向路人大声呼喊庆祝；“欢乐的喜悦迅速蔓延到每一颗心。
我们祝贺对方，我们满怀热情地将这些议员们奉为“国父＇；新的一天似乎正在到来·······到处都有兄弟情谊，亲爱的兄弟情谊。”当高缇耶·德·比奥扎试图回家写作时，他发现自己对这一变化的威严和美丽“不知所措”。他说，此刻他无比希望自己是一名诗人。两周之后，国民议会就在新政权的框架内开始讨论权利的一般性问题。
然而，这时的讨论远比8月4日的辩论更为艰巨且富有争议性，议程也因此拖延了近一周。虽然大多数代表都同意许多基本的“人权”，但 是一些贵族和神职人员坚持在此基础上必须加上“义务宣言”。议员们试图据理力争，但以失败告终。代表们还对某几项条款的确切措辞进行了长篇辩论。最有争议的是有关宗教宽容的议题：天主教是否应该被视为正式的国教，是否应该平等对待新教徒和犹太人。最后敲定的措辞仍然模棱两可：“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的不同意见，甚至是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感到烦恼。”
可以说，这个决定既不自由，也不保守。另外有几项条款也被认为是暂时性的，将在之后大会稍空闲的时候重新审议修订。尽管如此，《人权宣言》迅速成为革命的第二个纲领性文件，深受所有爱国民众的推崇。在现存的关于1789年法国社会的革命和反革命、个性与共性以及因与果的学术研究作品中，学者很多时候忽略了亲历者的情感体验。
无论是直接参与大会的代表，还是听从指引的平民一－这些同时代的人们内心无一例外都充满了欢乐和惊喜。1789年夏天的信件满是万花筒般的印象，讲述者虽无法系统地阐述新近发生的变化，但他们将碎片化的图像、回忆乃至情绪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信件中。坎马博士写道：“后代将很难相信今年发生的事情。”他们深信自己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了飞跃成就，许多目击者用“沧海桑田只在须臾”作为隐喻。
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独独一个7月却取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进展”。多米尼克·加拉颇为不知所措。他说：“两年前，我们刚开始听到那些非凡和感人的话－个人自由＇“民族自由”“宪法＇；而在这两年里，我们当中又出现了很多革命性的新见解，人们可能会说整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8月4日晚的例会和《人权宣言》的颁布是所有变化中最出人意料的，几乎没有人想到它们可以成真。尽管这些法令中的观点早在上个世62纪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但在那个夏天到来之前，革命派成员几乎无人敢想象这种总体性的变化居然有实现的可能性。国民议会的声明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法国人民的要求－即五个月前他们在无数陈情书中表达的不满情绪和诉求。
布里索称这是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事件”，普鲁多姆称这是“从天而降的馈赠”。对于吕奥来说，“人们仿佛突然惊醒，发现樵夫在几个小时内就把整个森林都砍走了”。几年后，加拉回忆起此事时说：“只有在1789年的夏天，我才开始希望并相信·······那些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是梦想的想法，真的可以在地球上实现。”许多人相信，他们目睹的变化只能由神的干预来实现。
正如议员泰奥多尔·韦尼耶在8月份写的：“所有这些发生的事情显然都是天意。”当新法令传到各省时，地方领导人下令举行特殊的教会仪式，在教堂唱《感恩赞》－这是感恩节的传统仪式。在其他地方，民众聚在一起，庄严宣誓坚持国民议会的所有法令。这一宣誓浪潮不仅让民众更为团结，而且是主权下放至整个社会的有力象征。许多见证者在书信中反复回顾了从那个夏天的非凡事件中浮现出来的一个新时代和一个新公民团体的形象。“现在一切都将改变。”
吕奥在7月下旬写道，“道德、意见、法律、习俗、管理制度·······很快，我们都将是新人”。罗默详细阐述了国家新概念的新颖性：虽然其他国家的政府大多都建立在“武力、野心和无知”的基础之上，但法国人“想要建立一个基于理性和正义的政权，这是自由和人的自然权利的唯一保证”；以及革命事件如何完全统治了他们的生活：“它完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占用了我们的时间，任何其他活动几乎都变得不可能。”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革命时期情绪力量的急剧变化，它推动着变革进一步加快，比任何人在几个月前想象得都快。对许多人而言，这个夏天的经历以及随后对新的政治价值体系的承诺，其影响之广、力量之大堪比一场宗教改革，其中充斥的情绪与250年前的新教改革一样强烈。在这个伟大的时刻，许多革命党人呼吁对那些显然难以接受新的价值体系，难以接受作为一名“新人”所应具有的自由和平等精神的同胞公民（特别是贵族和上层神职人员），表示耐心和容忍。
雅克·布里索和拉法耶特侯爵敦促对过去所有反对革命的人都保持宽容。在大会上，爱国人士代表支持和解和博爱，许多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顽固贵族们可以“放弃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给其带来的偏见”。7月份，他们鼓励贵族和文职代表参与到大会辩论中。正如一位参会者回忆的那样：“第三等级的演讲者暂时交出了讲台，他们说，应该允许贵族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地方领袖也在当地提倡类似的政策。安托万·克莱尔·伊博多援引了普瓦捷当地爱国者的言论：“贵族公民们，你们的思想暂时走错了路，但你们的心却没有。在革命中你们将一无所失。”然而，爱国革命者的耐心和忍耐力并不是无限的，谈判和妥协也观厌总是有一定的条件。因为曾经尝过新的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他们再也都有不可能回到专制政府或以出身论高下的等级制社会。
如果他们对保守些信派迅速变得不耐烦，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恰来自他们的热切信念：这些价所有办白值观是他们所设想的新社会所需要的，爱国者必须做好必要的准备来挽命〒救革命。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法国公民们开始宣誓：“不自由，毋宁死！”。
结语
总体而言，在1789年和整个大革命期间，对变革的热切期望和对未来的畅想总是与恐惧和焦虑相结合：恐惧革命带来的混乱、恐惧遭剥夺了64特权的阶层报复。在三级会议开幕前夕，对未来的不安和焦虑已经显而易见。1789年3月，科尔森和他在贝里的朋友分享了其见解，他写道：“法国面临着一个可能非常幸运或者非常不幸的未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机－年底之前的这一场危机，要么把国家提升到权力和宏伟的顶峰，要么把她拖向极度的灾难和破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