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置可否和不置可否的区别(不置可否就是默许吗)

很多事被管理者不置可否，于是人们就以为被默许了。其实，不置可否并不一定就是默许，或许只是衡量再三的过程，或许只是在观察，观察一段时间，看有没有什么好处，有好处就认可，没好处就禁止。

以前很多老师办辅导班，并没有什么经营许可证，也没有获得有关部门的认可。但老师们聪明得很，以为有关部门不置可否就等于默许，也因此广泛招收学生，赚得盆满钵满。就没有人查吗？那个时候当然没有人查，人们都想把孩子送进辅导班，都想要老师辅导自家的孩子，让自家孩子成绩迎头赶上，还有谁会举报老师呢？就是举报也没人查。现在就不同了。原来有关部门不置可否只是静观其变，看自己能不能获利，当辅导班泛滥并严重影响教学秩序、提高人们教育成本的时候，有关部门就开始出重拳治理辅导班乱相了，还教育以公平和公正。难道以前就没有发现？并不是没有，也不是不知道，而是没有赶上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没有赶上历史节点。商人经商也是如此，没有经营许可证的商人大有人在，除了在店面经营就是在街边练摊，尤其是那些小商贩们，和城管斗智斗勇。城管不来，就摆摊；城管来了，撒腿就跑。他们会认为，只要是城管没来就相当于不知道，默许了。卖点小东西无关紧要，当然为了赚钱，但没有交税，也不接受城市管理。直到城市管理正规化，打击占道经营常态化之后，小商小贩们不见了，在店面外占道经营的也不见了，都挪到了店面里面。那么，以前那种乱象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是不是在有关部门不置可否的前提下，就相当于默许了？

或许是吧。人们总要逐利，尤其是商人，更是如此。逐利行为让人们见机行事，善于钻政策的空子，钻管理的漏洞，只要政策不置可否，有关部门不置可否就可以自己干了。要是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就赶快看看同行怎么办。大家一起干，等于成了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蹦不了你，也跑不了我。古代就有“法不责众”的传统，大家都一起干，就不怕什么有关部门的管理了。其实，并不是有关部门不知道，而是没有涉及利益层面，也就是说，有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完全是在看人们违反秩序的程度，要是轻微违反，就不至于大动干戈，要是违反严重，影响了公共秩序，就要出重拳整治了。但从轻微违反到严重违反之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这个过程就是人们疯狂逐利的时候。

就好比商人投机倒把，赚了很多钱，及时收手，算是保住了钱财；而后进入这个行业的，就都成了“接盘侠”，最终被打得七零八落，苦不堪言。经商要懂政治，懂政策，还要看准风向标，不能乱入，也不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别人走了，后来者就成了接盘的。而有关部门的不置可否确实值得思量，并非只是默许。要是出现了新生事物，有关部门当然要仔细研究一番，而不能放任自流。大数据出现以后，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有关部门不置可否，只是在寻找大数据的底限，也要出台一些政策限制大数据的无底限操作。当大数据出现杀熟的操作，窃取用户私人信息的操作，甚至窃取有关部门机密信息的时候，有关部门就不能坐以待毙了，出台各项规章制度，严厉打击垄断经营，打击大数据杀熟，打击大数据窃取个人信息以及有关部门的信息，还商业环境一片晴明。也就是说，当新的商业模式兴起的时候，有关部门需要研究，需要制定政策来规范这些商业模式，而这个研究和规范的过程就是不置可否的阶段，并不是无所作为。

共享单车兴起的时候，很多城市都投放了共享单车，资本入局以后，甚至把共享单车投放到海外。有关部门还在研究这种商业模式的时候，共享单车大发展带来了大萧条，不但有碍城市交通，而且还出现了很多破坏共享单车的行为，况且，经营共享单车的公司也不赚钱，总是赔钱，最后坑了接盘的。有关部门打破沉默，出台政策，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和使用。但现在已经发展成了共享电车，资本入局后，有关部门有了经验，直接限制共享电车的投放，避免了浪费和资本的无序投资行为。外卖行业兴起的时候，也是资本投入，无序竞争，甚至出现了烧钱补贴大战，有关部门不置可否。毕竟，烧钱烧的是外卖平台的钱，和有关部门关系不大，还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为什么要横加干涉呢？只是，外卖平台竞争尘埃落定之后，就还要进行先降价后涨价的操作了，还要大数据杀熟，弄得人们投诉无门，申诉无果。这时候，有关部门也研究透了外卖平台的操作，果断出击，打击垄断行为，打击大数据杀熟行为，规范外卖平台的运营。其他的诸如网商、快递业等都经历过有关部门不置可否的阶段，或许这个阶段就是他们野蛮生长的阶段，做大做强了就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还要规范化运营，不然有关部门在不置可否的阶段早就开始研究政策，并制定政策来规范和约束了。

可以说，不置可否可以理解为默许，但并不是不能管理，而是不去管理，放任其发展，等到做大做强之后，就需要管理了，有关部门也就不再不置可否了，而是态度鲜明了。而抓住不置可否阶段做大做强并及时收手的商家似乎并不多，但也有功成身退的，看看那些默不作声并在人们视野中消失的大佬们，似乎能悟出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