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的邮编(“垞南老人”孙运锦：毕生笔耕不辍)
孙运锦（1790—1867），字绣田，又字心仿，号垞南老人、铁围山樵，室名爱吾庐、半舫、与我周旋斋等。江苏徐州铜山人。道光乙酉科拔贡，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清代徐州地区著名诗人、学者和文化名人。毕生授书为业，工诗善文，通艺事，能篆刻，亦能画，兼事收藏。作品中屡次涉及自画扇及刻印、藏镜等内容。
一、孙运锦生平经历
孙运锦出生于清朝中期向晚期过渡之际，其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是清代由盛转衰时期怀才不遇、命不由己的士子文人代表，其生平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为学时期、流离坐馆时期和晚年著述时期。
（一）青年为学时期
乾隆五十五年，即 1790 年（庚戌）七月十八日，孙运锦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其二十岁入邑庠前，家中尚有基业，故而生活较为平顺。孙幼承庭训，年少便聪颖过人，颇具诗才，先后从父亲孙文蔚、二叔孙文笃、堂叔孙文瑞读书。
从自述和府志记载来看，孙云锦“少有神童之誉”并非言过其实，其入庠前已初露锋芒，而他本人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憧憬，从其当时所写之诗可一睹其诗艺与高志。
然而人生却常事与愿违。据年谱记载，嘉庆十一年（1806），孙运锦的二姐嫁与权统略仅一月，权便因人命官司入狱。孙文蔚为竭力营救女婿花费数百两，自此原本基底殷实的孙家开始逐渐走向衰落。怀抱凌云之志的孙运锦在二十岁这一年入庠，跃跃欲试的他却未曾想到，接下来的科举之路不仅艰辛漫长，而且荆棘丛生。
首次参加乡试不第，父亲孙文蔚又在几年前因病“神明少衰”，眼看家庭每况愈下，孙运锦不得不如其诗所写一般“辞巢别作家”，一边怀揣抱负继续参加乡试，另一边舌耕不息维持家业，开启了长达四十余载的的坐馆生涯。
（二）流离坐馆时期
孙运锦的首次离家坐馆在嘉庆二十年（1815）秋天，《垞南诗草别集（排闷集）》中存诗《赴馆留别》记载了此次外出。这段时期的孙运锦心中既有无尽彷徨与困惑，但又未消壮志豪情，诗间无不流露其渴望建功立业而不甘终为老儒的高远志向。
次年秋，孙运锦第二次至南京参加乡试，仍未中举。本年编乙亥、丙壬两年所作诗为《鸡肋集》一卷，可谓其内心挣扎的真实写照。嘉庆二十四年（1819），而立之年的孙运锦不治生产，家中困顿，无法筹够前往参加乡试的路费，遂而作罢。
就在孙运锦对求取科名几近绝望之时，幸遇人生中第一位伯乐。道光四年春，江苏学政周系英按临徐州主持科试，孙两场皆得第三名，颇为周系英所赏识，得补廪缺。同年年末，周系英离世，孙运锦痛失知己，作诗《挽先师湘潭周少司空》。
道光十七年（1837）秋八月，孙第十次前往南京参加乡试，依旧不能得中。屡次应试或铩羽而归，或因疾患受阻，或干脆因无资而无法成行，近天命之年的孙运锦已不同年轻时般意气颓丧，而是看淡功名利禄。
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后，孙运锦与高赐社、王翊清等人有诸多酬唱往来，其存诗篇目也明显增多，集为《嘤鸣集（上下）》。《垞南诗草》所收录诗歌作品即截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为止。
（三）酬唱著述时期
自罢科举后，孙运锦晚年在坐馆与酬唱之余，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整理个人诗文以及刊印“徐州二遗民”万寿祺和阎尔梅二人作品上。
结识鲁通甫同年，孙运锦之母杜氏去世，孙居丧同时着手整理自己的诗集作品，其年与鲁一同也多有酬赠唱和。次年左仁升任徐州知府，孙运锦成为左仁二子左枢和左树之业师。八月间锡纯来徐，与孙运锦结为忘年之交。
咸丰元年，由于左仁调任高邮知州，孙运锦也随去高邮任教。也是在六十二岁这一年，孙运锦始举孝廉方正，《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所收诗作亦至今年为止。咸丰二年，孙运锦在高邮编成《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二卷并作序。
咸丰四年（1854），孙运锦在丁字巷丰北通判汪尧辰家中坐馆，咸丰十年（1860），他完成《孙氏支谱》的编写，次年坐馆于铜山县属北岸主簿田学淳家中，田小鲁为其门生。同治六年（1867）二月初十，孙运锦病逝于铜山家中，时年七十八岁。
二、孙运锦诗歌创作的题材内容
（一）纪行诗与咏史诗
孙运锦的纪行诗如《孙运锦集：与我周旋（上）》第 37 页所载诗歌，本诗是孙运锦登临苏州报恩寺塔后所作，全诗描绘生动，气势恢宏，将空间与时
间的转换巧妙穿插于其中，情感在豪宕与内敛之间收放自如。这种将登临游赏与游仙畅怀相结合的纪行诗并不少见，而孙运锦则是在师法唐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这一题材诗歌的内容与含蕴。
《垞南诗草》和《百一诗录》中选孙运锦的咏史诗粗计四十首有余，其中亦不乏在构思和内容上超越前人的佳篇。
孙运锦的咏史诗引典频繁而不堆冗，发古之幽思而不艰涩难解，多以长诗为体，局阵恢弘，诗意厚重，既反映了诗人对于历史深刻的体察，又展现出其忧国忧民的沉郁情怀。
（二）咏物诗与悯乱诗
清人咏物诗的面貌与前代相比可谓大相径庭，他们往往在咏物中融入了特殊情境与生活体验。在这样题材内容日益丰富、语言修辞不断更新的诗歌创作大环境之下，孙运锦的咏物诗在具备时代特征的同时，又不失个人风格，堪称为清诗瀚海中的一粒遗珠。
总体看来，孙运锦所创作的咏物诗主题多元，内涵丰富，诗歌或流露生命态度，或表现日常情趣，或寄寓人世理想，或探讨智慧哲理，多集“以物拟人”、“状物传情”、“用典言理”于一篇作品之中，体现了孙运锦用心体察身边微小平凡之物，细腻情感而又长于思考的性格特点。
孙运锦作为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文士，对于国家兴亡与民生疾苦有着自觉的体察意识和忧患意识，深知平民疾苦的他同样不乏痛斥战争、怜农惜民的悯时伤乱之诗。
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孙运锦，和其他有良知、有道德感的士人一样，对民不聊生的现象感到万分痛心疾首；加之孙氏家族逐渐败落，中晚年的他与底层农民有着几近相似的生计状况。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使得孙运锦的悯乱诗既具备古代知识分子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政治高度，又饱含亲历者痛之切肤、无可奈何的真情实感。
也只有孙运锦这样真正经历动荡、命途坎坷的诗人，才能写出“可怜枵腹身无襦，剜肉补疮纳春租”这样生动反映现实而又字字泣血、句句灼心的诗歌作品。
（三）酬唱诗与哀悼诗
以酬赠唱和的方式为诗，正是激发诗人创作热情和思想表达的独特途径。清代时期的诗坛呈现出地域性的特征，清人爱好雅集，结社众多，相互酬唱之作的数量更是远胜于前。
根据现有资料，虽未发现孙运锦参与诗社活动的记载，但他的诗集中却有近三分之一的诗歌是与亲朋好友的酬赠唱和之作，可见其乐于以诗会友、钟情于酬唱的个人倾向。中国的古典诗文之中，还不乏血泪交萦、感人肺腑的哀悼篇章。
古人常借用哀悼主题书写生命感悟、探讨人生意义，但孙运锦却不愿将至真至性的情感掺杂过多不必要的体悟，他的哀悼诗极少把单纯的哀情上升到对于生死的思考层面上，也不屑于借思亲怀人而大发议论，其诗中充溢着朴素平实的伤感与思念，字里行间尽是对逝者的真情流露和诚挚缅怀。
三、孙运锦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
（一）体裁：古今兼长，气象万千
孙运锦一生诗思敏捷，笔耕不辍，著有大量诗文作品，但由于其无力付梓等种种因素，散佚的篇章颇多。但是，即便在遗散了如此多诗作的情况下，《垞南诗草》和《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依然收录有孙运锦的诗作共约一千三百余首，可见其创作之勤。
而存录的千余首诗包括了古体中的杂言、歌行、五言、七言；近体中的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等，可谓诗路宽广、诸体兼备。诗人早年偏好清丽明快而又短小精悍的五言、五绝等，中年时期则多作奇崛恣肆、豪放粗犷的杂言与歌行，到晚年逐渐变为以沉郁顿挫的组诗、长律为主，不同体裁的诗作所表达的情感和呈现的风格可谓大相径庭。
总体而言，孙运锦的歌行体奇崛纵横、自由豪迈而又不失清真天然之质，个别诗篇的气韵风骨甚至可追李太白之作；其律体渊博沉稳、律工音谐而又不拘一格，在技巧和立意方面明显以杜甫的律诗为学习典范。
孙运锦的古风歌行与近体律诗呈现出迥异的艺术风格特征，也是诗人学诗作诗善于兼采众长、师广前贤的表现之一。
（二）辞采：拟古引典，语劲句健
古诗的语言不必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风格，纤浓或冲淡、自然或绮丽、含蓄或豪迈，只要能切合诗意，便无厚此薄彼之说。诗歌的题材、体裁、旨趣等不同，辞采使用也有所不同，但无论是依傍别家还是自成一体，每一位诗人必定拥有个人独特而典型的用语风格。
孙运锦在诗歌辞采方面主要师法李杜，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普遍“以拟古为雅”、“以用典为妙”的传统，同时兼具语劲句健的艺术特征。
（三）造意：神全曲致，格远局阔
孙运锦的诗歌在造意方面主要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讲求重灵感、重神思、重余韵、重内在、重言外的“神全曲致”；而是讲求情志高远宏阔，精芒外隐而风骨内含。
第一点主要体现在他多以禅意入诗，追求不言而明的“妙境”和寻常自然的“真意”。
第二点主要体现在他心怀苍生天下，始终怀抱高远的家国与个人理想，诗歌情致悲慨而格局阔大。
前一种特点多体现在孙运锦寻访名山大川、古刹深寺的记游诗和书写日常生活，表达闲暇哲思的诗作中，后一种特点则突出体现在诗人描写家国罹难、社会动荡的纪实诗和与友人互诉心志的唱和诗之中。
结语
孙运锦诗歌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与其人生平经历、个人性格密不可分。从题材上看，其诗歌以记叙生活、反映现实、感怀心志为主要书写内容，无论是纪行、咏古、咏物、悯乱还是哀悼作品，皆以“真实”为旨：纪行则专注于眼前山川风物；悯乱则视生民忧苦为己之痛，咏物则极尽描摹状形之工，哀悼则意远情深，念前追后，无一不是“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
从艺术风格上看，其诗体裁丰富，古今皆长，尤擅歌行与律体，且多长篇组诗；诗歌语言遒劲沉稳，拟古引典，无不雅致天然；诗歌造意风神俱足，志远格高，既拥有远大的理想，又不失现实的征逐。
